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计方定 二 (2/3)

但因为宋一鹤的文凭问题，所以他即便当到一省巡抚，仍经常被同僚进士官们嘲讽攻讦。襄阳失守，宋一鹤挨了个“夺职戴罪”的严重处分。宋一鹤忿怒之下上疏引疾，又被皇帝疑心，结果被批了“许解官侯代”，也就是看守政府。军情凶险，宦途渺茫，听说宋一鹤已经心灰意冷，准备一死报君了。

大明朝最有名的清官海瑞，在官场上深陷泥潭、举步维艰，也与不是进士官有很大关系。

总之，举人就是一个大明科举制度中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角色。

然而这个角色却是士子们削尖脑袋人人争夺的香饽饽，没有举人，哪来的进士？成了举人，总比秀才强上百倍！

朱平槿在蜀考前看过些资料，说成化之后，会试的录取人数稳定在三百至四百人，但因参考人数一直在增加，所以录取率逐年下降，近年来已经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七。

所以相比于两京会试的竞争激烈，各省的乡试更为惨烈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，朝廷规定各省乡试每解额一名，许三十人（秀才）应试，也就是举人中试率为三十分之一，仅有会试录取率的不足一半。但因主考官不愿得罪士人，只好一而再地放宽参考标准。四川在有些年份，中试率甚至低于百分之三！

……

科举制度，至隋唐诞生以来，已经固化为中国人的一场全民运动。无数的人为其拼搏，无数的人为其癫狂。范进中举，那只是这个疯狂时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疯狂片段。

朱平槿也曾是这条洪流中一粒细沙，当然知道身不由己的滋味。二世为人，他再次感受了到科举的魔力。

科举，本意是为国选贤。但真相永远隐藏在表相之后。表面上的公平竞争，深层次却是经济竞争。

在朱平槿的前世，高考经济不是文人书斋里的臆想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统计局的数字。从学费、住宿、交通、餐饮、文具、教辅、培训到择校费和学区房，教育实际支出远远大于公开宣布的数字。普通中国人微薄的家庭收入，很大一部分被望子成龙的父母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后代的教育中。

回到朱平槿的现世。大明科举制不同于历朝的特点，是注重学校教育。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省府州县，各级行政机构中都有学校编制。在成都府学外，出售各类时艺册子（注一）的书店形成了一条街，恐怕只有各色艳情小说能够与之比较销量。

别忘了，大明书籍很贵。买书需要很多钱！

一个普通的大明人走上科举之路，要经历从童生到秀才，从秀才到举人，又从举人到进士的层层选拔和淘汰。有幸过关的，十有八九都是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。科考的最终胜利者，既是皓首穷经的幸运儿，也大都是家庭殷实的中产以上家庭。

教育费用的巨大支出，选拔标准的僵化固执和用人分配的单一路径，使科举制这个中国的第五大发明，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，窒息了国家、民族的创新精神。

更可怕的还不止这些。

社会各个阶层被科考撕裂，阶级利益被科考固化，官场文化被科考绑架。甚至整个大明帝国的政治，也与科考息息相关。同科、同年、同乡、同门，成为各个政治帮派的标准粘合剂！

朱师傅和何善提议整合科考与蜀考，将蜀考与科考偷梁换柱，这当然符合朱平槿政治谋划的大方向。

早在松林山时，朱平槿便产生了通过公开考试吸收社会精英的想法。

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，精英永远不可能等同于普通劳动者。他们之间的价值之比，是“一个人换两个师”。

朱平槿是统治者，他不仅清楚社会精英是他稳固统治的重要支撑，也清楚社会精英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。然而，他的美好愿望被现实重重一击：报名参加蜀考的，有功名者寥寥无几，多数人却是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。

许多参考者带着对大

明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甚至仇恨，被朱平槿开出的高官厚禄所吸引，带着蜀考改变命运的梦想，投入到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圣君麾下。他们不等屁股坐稳，便开始为朱平槿出谋划策，其理念核心便是“山河重光”，也就是说造反！

因此，蜀考是柄双刃剑。一面为朱平槿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，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士绅阶层，但同时也使顶层士绅与朱平槿的对立更加深刻，更加极端！

朱平槿为了避免“宁王之祸”的嫌疑，不得不在各方面尽量区分科举与蜀考的不同，弄得蜀考不伦不类。

能不能通过整合科举与蜀考，利用科举的强大指引作用，尽可能地收服或者团结更多的士绅呢？

朱平槿想到这里，开始感觉到一阵头痛。

科举与蜀考明显不同。科举是朝廷抡才大典，几乎是文官阶层的唯一源泉，大明朝三百年来一直处于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。各省仅有秀才资格的考试权，乡试的主考官、同考官都是朝廷派出翰林来主持。科举的科目为朝廷颁下的常例，各省无权更动。

在此情况下，自己公然插手乡试，会不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对，比如被朝廷的制裁，遭到爱大明粉崇祯人士的公然抵制？

同时，科举还与朝廷的官位俸